红军战士曾从其的亲属展示老人的照片和军功章。京华时报记者陶冉摄

80年前，在甘肃会宁，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红军战士纵横十几省，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在长征途中，战士们携带的每一件物品都见证着历史，部分物品作为“信物”流传至今，或传之后代，或展览于博物馆中。本报记者沿着长征路线，寻访历史“信物”，回溯红军的故事，讲述长征精神的传承。不忘革命先烈的牺牲和奉献，弘扬长征精神，激励新时代的建设。

1934年秋，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主力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包围圈，做出战略大转移的伟大决定，退出以赣南地区为代表的中央苏区，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记者走访长征路的源头——江西瑞金，通过找寻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里中央苏区军民留下的一件件信物，挖掘漫漫长征路背后的点滴故事。

　“爷爷托锁匠从苏区带来了照片”

 

2016年8月24日上午，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保管陈列部办公室内，谢继强正在仔细查阅馆藏资料，希望通过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字，了解祖父谢唯俊在中央苏区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

谢唯俊，字蔚青，湖南耒阳人。1926年，年仅18岁的谢维俊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地工农运动。后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又跟随毛泽东来到瑞金中央苏区，任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此后，他曾任红军独立第5师师长，在反“围剿”战斗中立下战功。

在中央苏区期间，因反对临时中央“左”倾领导者的错误路线，谢唯俊与邓小平、毛泽覃等人一同受到批判。在受到打击后，他被调离原工作岗位，转而从事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1934年10月，谢唯俊参加长征到达陕北。1935年底，谢唯俊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部向延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祖父离家参加革命时，我的父亲只有一岁。”谢继强回忆称，在湖南老家，许多物品已在战乱中遗失，唯有一张祖父从井冈山上托人带回来的照片被祖母珍藏了起来，它也成了谢唯俊留给后人为数不多的信物之一。

谢唯俊随红军到达井冈山后，有一天，老家与他同村的一位锁匠挑着工具箱来到井冈山地区，“给人家修修铜锁，补补锡壶，就是为了讨个生计。”锁匠在井冈山苏区走走停停，偶然间看到了布告上有谢唯俊的名字，于是四下打听他的下落，希望找老乡叙叙旧。

当时，谢唯俊已在根据地担任领导职务，锁匠这一打听，再加上自己不是本地人，很快就被负责警戒工作的红军战士当做国民党的探子“抓”了起来。谢唯俊听闻此事，马上与锁匠见面，“一看还真是自己的老乡，于是赶紧给锁匠松了绑。”

送锁匠下山前，谢唯俊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和4块银元交给他，并嘱咐锁匠把信和其中2块银元交给自己的妻子，剩下的2块银元交给自己的救命恩人。

谢继强说，祖父在信中使用的是化名，为的就是不连累家人。而祖父所说的救命恩人，则是老家的一名跛子。1927年的一天，谢唯俊正在老家圩(乡镇)里一个集市上演讲，国民党军队闻讯而来，恰巧碰到了正在放鸭子的跛子。国民党兵问他，“某某圩怎么走？”跛子一听，这不正是谢唯俊演讲的地方嘛，马上明白了国民党兵的来意，并指了一条方向相反的路。没等国民党兵走远，跛子就立刻丢下鸭子，拼了命地往集市上跑，很快就找到了正在发表红色演讲的谢唯俊。

“谢先生快走，国民党兵来了，您有危险！”得到消息的谢唯俊马上脱掉长袍，渡过耒河，成功脱险。

谢唯俊前脚刚刚离开集市，上了当的国民党兵就赶了过来。而此时，跛子跑不快，再加上报信时消耗了太多体力，所以还没有来得及撤离。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兵当场开枪，将跛子杀害。

由于撤离时十分匆忙，谢唯俊并不知道跛子遇害的消息。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救命恩人，并暗下决心，日后一定要报答跛子的恩情。

收到祖父从井冈山上捎来的东西，谢继强的祖母把照片小心地珍藏起来。在当时的封建家庭中，小脚女人不能出门，再加上祖母知道跛子已经遇害，因此，丈夫带给恩人的银元一直没能送出去。直到解放后，谢唯俊的儿子长大成人，他费了些周折找到了跛子的后人，送去了相当于当时人民币200元的慰问品。

上世纪70年代初，国家为了纪念英烈而收集相关历史文物。当时，多位国家领导人都曾给谢唯俊的家属写过信，希望家属能够提供一些资料，“博物馆的同志说我祖父的照片他们还没有，于是，我们就把这张祖父托锁匠带给家人的照片捐了出去。”

　“长征时他是毛主席的警卫员”

曾先生依稀记得，当年他的爷爷曾从其常看的照片中共有四个人，其中毛泽东站在左数第二个位置上，旁边站着一个矮矮瘦瘦的警卫员。“爷爷说，照片里的这个人就是他自己。”曾先生说，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后复员回到云石山的老家，由于头部受过伤，因此思维一直不是非常清楚，但还是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有关红军长征的事情。“爷爷说，他当年就是从云石山出发开始长征的，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主要负责毛泽东的饮食起居以及牵马的工作”。后来，爷爷在战斗中又做过红旗手，参加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斗，多次负伤，复员回家时是副团级。

曾从其对军队的感情很深，他回乡后，每当看到电视中播放反映红军战斗场面的电视片，他都会兴奋地告诉身边的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我”，而如果电视里的角色倒下了，爷爷会黯然神伤，然后默默地低下头，嘴里默念着，“那个人应该不是我吧。”

云石山村的宋大爷回忆称，在他上小学时，时常能看到曾从其一个人到学校的操场上闲逛，他喜欢和孩子们聊天，操场上遇见玩耍的孩子，曾从其总会认真地告诉他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要做有出息的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曾从其从云石山赶到了北京，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会，“听老人们说，当时，爷爷穿着当年的军装，带着自己的军功章和所有跟军队有关的证件、书信，哭着离开了家，又哭着回来。”曾先生的妻子叶女士说，曾从其复原后，国家曾向曾从其征求意见，说可以提供住处，接他到北京去养老，但他摇头拒绝，他说不愿意给国家添麻烦。

曾先生说，爷爷的身上有好多伤痕，后背、肩膀、后脑上都有疤痕，双手手指一直弯曲的，“摸上去里面有硬东西，那是一直没有取出来的弹片。”

　　为了给地下党送盐爷爷被杀害

赖世煌的爷爷名叫赖名贺，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时任高围圩(现云石山乡)消费合作社主任，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国民党占领的西江县(今会昌县)担任消费合作社主任。

那时候，消费合作社是国民党在当地政府中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物资的调配和发放。赖名贺也因此能够接触到大量的粮食、草料、布匹等生活生产物资。

“对于爷爷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第三代人实在是不清楚。”赖世煌说，他们只是听父辈和村里的老人讲，爷爷当年表面上是国民党军官，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共地下党员。白天，赖名贺在国民党的消费合作社里当差，晚上就会偷偷地为留在瑞金地区的党组织运送盐、粮、油等当时极为珍贵的生活物资。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后，作为当地人的赖名贺，并没有跟随大部队转移，而是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配合瑞金地区的其他地下党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那时候，瑞金地区普遍缺盐，当地生产不了，要从广东那边的海边运过来”。国民党重新占领瑞金地区后，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除了不遗余力地“清剿”，也把盐当做战略物资严格控制起来。

为了粉碎反动派的图谋，表面上仍是国民党军官的赖名贺，利用其消费合作社主任职务等有利条件，继续担负着为地下党组织、游击队提供粮食、油、盐等生活用品的艰巨任务。

“爷爷送盐一般都是在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因为爷爷表面的身份不允许他频繁出现在沙洲坝地区，

否则会非常危险，极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西江县和沙洲坝相距30多里路，赖名贺每次执行任务都要脱下国民党军服，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趁着夜色沿小路步行，物资交接后，还要赶在天亮前返回西江县。

“爷爷身高一米八多，从小习武，我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五六个人都近不了他的身”。为了能够在被敌人发现后迅速脱身，赖名贺每次只背五六十斤的货物。1935年冬季一天夜里11点左右，赖名贺照例为沙坪坝的党组织运送物资，当他行至云石山北部的陂下村这处必经之路时，被国民党哨兵发现，随后被包围。

“爷爷被枪击中后奋力挣脱，但是枪伤使他的行动速度受到了影响，被国民党兵抓走了。我父亲说，如果不是爷爷受了伤，他应该逃得掉。”赖世煌说。

在监狱中，赖名贺遭到了国民党的严刑拷打，“坐水牢，灌辣椒水，目的就是让他说出瑞金地区地下党的数量和名单，但是爷爷硬是挺过了酷刑，宁死不说。”国民党见无法从赖名贺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将其杀害，牺牲时年仅32岁。

赖世煌说，当时赖家做棉布生意，在十里八村算是大户人家。早在红军刚刚来到瑞金时，爷爷的两个兄弟也参了军，并跟随泽东一起参加了长征，可惜最后都没有回来，至今杳无音讯。赖名贺被捕时，赖世煌的父亲只有8岁，为了防止国民党的报复，奶奶、父亲、叔叔和两个姑姑被迫离家，躲进了云石山的树林里，这才幸免于难。

“爷爷去世后留下的唯一信物，就是一张政府颁发的烈士证。”赖世煌说。

京华时报记者韩天博王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