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万余例，其中三成在武汉。

数字背后潜藏着更多危机。彼时，所有定点医院患者爆满，医疗资源极度紧张，大量确诊的轻症患者只能居家隔离。由于其具有传染性，导致家庭聚集性感染和社区传播的风险陡增，疫情防控面临延误治疗时机、造成疫情扩散的双重压力。

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在2月2日12时前，对全市“四类人员”（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应收尽收，确诊患者须集中收治。

一边是奇缺的床位，一边是大量待收治的患者。怎么办？两难之下，方舱医院应运而生。

“建造方舱医院的目的，就是集中收治大量确诊的轻症患者。”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说，“方舱医院并非至善之举，但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是控制疫情的现实之举。”

得到批准后，选址工作随即展开。“一是要空间开阔，能满足大量、快速、集中收治患者的需求；二是要通风良好，避开居民区且易改造。”全程参与方舱医院筹建和管理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管中心主任王健说。

2月3日晚，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洪山体育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城市客厅三地入选，将分别改建为武昌方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以及东西湖方舱医院。由于场馆面积所限，首批三家方舱医院预计规模在4000张床位，后续将陆续建设其他方舱医院。

“该怎么建设，又该如何管理？”2月4日一早，万军看着眼前的洪山体育馆，一脸茫然。对于如何建设并管理方舱医院，万军知之不多。

“既往，方舱医院主要在军队中使用。”王健说，方舱医院具备可移动、能快速投入使用抢救伤员、功能模块化等特点，能满足军队灵活机动的作战需求，但在公众面前却亮相不多，仅有的几次是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等灾难救援中使用。

“这次要建造的方舱医院有所不同。”王健说，一方面要空间大，且在固定场所收治病人；另一方面，不同于军队方舱医院救治的大部分是创伤类病人，如今面对的是传染病病人。“坦率地说，这是一次首创，大家心里都没底。”

万军赴任当天，王健等人向他详细说明了筹建武昌方舱医院的初步设想：由“国家医疗队+武汉医疗队”主导运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担任队长单位，按照传染病医院的管理方式，将确诊轻症患者集中收治，切断传播途径，让建设方舱医院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役。

听了专家们的描述，万军虽然仍懵懵懂懂，但时间不等人——指挥部给出的开舱接诊时间是2月5日。看看表，已是2月4日18时。“时间不多了。”深吸一口气，万军迈步走进洪山体育馆。

洪山体育馆内，改建工作已热火朝天地展开。施工方正在安放床铺等基础设施，武昌方舱医院预计规模为1000张床。时间仓促，一些物资是临时拼凑来的，每张病床边的小桌子上，用红色字体清晰地写着“25中”。

“用建设传染病医院的标准来考量方舱医院。”万军回想着王健等人的话，沿着场馆转了一圈，眉毛越拧越紧。“问题很多。”

最突出的问题是床位摆放——床挨床且床头对床头，相当于两排大通铺，不仅没有间隔，也没有阻隔。这会潜藏两个问题：一是距离过近，不利于病人隔离；二是一旦有患者出现过激行为，易产生连锁反应，引发群体事件。

“两床之间要有间隔，床头之间也要加隔板。”万军说。

“间隔多宽？隔板多高？”施工方问。

“间隔至少一米，隔板一米五。”凭着多年医院管理经验，万军答道。

“间隔好办，可我去哪儿找这么多隔板？”正值春节，工厂停工，很多工人已回乡，施工方很无奈。

“必须用隔板！”万军态度坚决。

“到哪儿去找？”对方应道。

双方争执不下，不欢而散。

3月8日，在武昌方舱医院，刘嘉宇以医护人员为模特进行绘画创作。11岁的刘嘉宇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呵护，擅长绘画的她送上自己的作品，表达祝福之情。王毓国摄

与此同时，距离武昌方舱医院仅11公里的江汉方舱医院，陆群正拿着设计图与施工方沟通。

陆群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大年三十当天，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抽调其赴武汉抗疫的通知后，陆群直奔武汉协和医院，协助做好院感防控。由于江汉方舱医院以武汉协和医院为依托，作为感控专家的陆群被派来参与方舱改建。

“我的任务是在现有条件下，把感染风险降到最低。”虽无先例，但改建方舱医院并非无章可循。陆群知道，改建相当于把一所大型场馆改造为传染病医院，因此三区两通道（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病人和医务人员通道）等传染病医院的基本建设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在确定病人的收治标准时，也考虑了感控问题。”王健说，入舱前，要对患者进行流感、病毒性肺炎等传染病排查，避免院内交叉感染。

通风系统也是改造的重点之一。“体育场馆和传染病病房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正压，后者是负压。”中南建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亚男说。洪山体育馆就是由该单位负责设计，因此她对原有结构了如指掌。

张亚男说，改造通风系统，首先考虑的是保证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健康安全，参考传染病医院的压力梯度原则，通风系统控制的合理气流方向应该是从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流动，污染区须为负压，清洁区为正压，使污染区空气不会直排室外。

污染区主要为病房区，都是高大空间，原本的空调系统为一次回风全空气系统。为保证污染区为负压，张亚男指导施工人员在最短时间内为病房区安装了排风系统，并配置了高效过滤器，排风经过滤后高空排放，避免污染室外环境。

滴答滴答，时间在流逝。半小时后，施工方找到万军。“有办法了！”对策是将市政道路上的阻隔板消毒处理后移至舱内。万军指着病床间的蓝色隔板，笑着说：“就是平时马路上用的。”

按下葫芦又起瓢。武昌方舱医院分为A、B、C三个区，万军发现，场馆内只有一个男女卫生间。这么多病人，怎么办？

施工方提出，用移动卫生间。“如果存在粪—口传播怎么办？”万军脱口而出。

就在宣布建造方舱医院的前一天，2月2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可能通过粪便传播，应引起高度警惕。最终，双方协定，由环卫部门每日安排专车将移动卫生间的排泄物抽走，集中消毒处理。

虽然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但站在馆内仅半个小时，万军便浑身打战。“这么冷，病人怎么可能休息好？”于是，患者用品中又加上了电热毯。

解决完这些问题，万军下意识地看看表，已是2月5日凌晨2点。

2月5日17时，武昌方舱医院准备就绪，等待社区将病人转运过来。万军仍在舱内不停地巡查，像是交卷前的最后检查。

23时40分，武昌方舱医院迎来首批患者。天公不作美，白天淅淅沥沥的小雨转为疾风骤雨。事发突然，方舱内雨伞储备不足，患者从转运车上下来，只能用外衣勉强遮住身子，一路小跑到收治区。仅有的两个水池前，准备洗漱的病人排起了长龙。电源故障，导致电热毯一度无法使用。灯火通明的大厅内，咳嗽声、喘息声此起彼伏，很多病人难以入眠，表现出抱怨和不满的情绪。

更糟糕的是，气温还在下降。到了2月6日晚，患者的不满情绪升级，舱内出现摔打生活用品等过激行为。这些情况，通过短视频等方式被传递到外界，“收容站”“集中营”等负面评价涌来。天气预报显示，2月7日，武汉将有降雪并迎来寒潮，最高气温仅2℃。

形势不等人。万军拿起高音喇叭，拉上武昌区区长，一同跳上了馆内的一处高台。二人分别从物资保障和医疗服务的角度向患者作解释安抚工作。“有点儿效果，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万军说。

根本问题是要马上供暖。但对方舱医院而言，要供暖，首要解决的不是热源，而是通风。“在之前改造的基础上，还要再升级。”张亚男说，凭借多年经验，她迅速给出解决方案——当病房区域开启空调供暖时，剩余空调须关闭新风阀，全回风工况运行。在病房区内按床位数设置多台空气消毒机，以净化室内空气。

当晚，施工人员按照方案进行改造。次日，顺利供暖，病人的情绪逐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