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从事民间对日索赔20余年的童增公开自己的“万封来信”，揭露侵华日军罪行。
客户端北京1月22日电(上官云)“今年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四十周年，在这四十年间，中日之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中，持续28年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一件大事。目前，我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最终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还是持乐观态度……”
近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接受(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采访时曾如是说。他同时表示，中国民间提起对日索赔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正视历史、对当年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谢罪赔偿，“中日友好与和平是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1956年，童增出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研究员；1990年发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其实，求学期间，童增对当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了解并不多，只是觉得不应该轻易放弃战争赔偿，“大概1990年，我看到一篇有关欧洲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很小的报道，一下受到启发，就想我们能不能重新要求日本给予战争赔偿”。
1992年，三位韩籍“慰安妇”到北京寻求童增的支持。受访者供图
也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查阅了国家图书馆大量史料后，身为大学老师的童增撰写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经过媒体报道后，他成了名人，“很多受害人给我写信、来找我，那时候我才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使命感，觉得这个事情我要做下去”。
“那么多受害者，过了50年，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我从信上看到的惨事，不过是冰山一角。”童增被触动了，“我开始发动受害者或者遗属写信给日本大使馆，勇敢把自己的苦难和要求说出来”。
1992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筹备委员会向全世界宣布成立，童增担任召集人。自1994年开始，童增没有辜负广大二战受害者的期望，委托了日本律师，在中日有关人士的合作推动下，日本众多律师以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作为被告，童增向日本律师推荐的受害者较多，最终确定的诉讼案件涉及的领域为大屠杀、无区别轰炸以及强掳劳工、慰安妇等。为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也提起了多起诉讼，其中起诉三菱材料公司的就有5个案子，即札幌、东京、福冈等地方法院诉讼。这些饱受战争伤害的老人，希望为自己、也为死难同胞讨一个迟来的公道。
2004年童增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和志愿者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遗憾的是，从1994年开始，近30起在日本起诉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却无一例外地未能获得公正裁决。但据童增介绍，日本法院全部认定了事实，为中国受害者继续进行斗争奠定了事实基础，这在战后是首次的。
童增和他的伙伴没有气馁。他说，很多人一直在支持他们，“有不少华侨华人参与到各项具体工作中，有中国律师康健、孙靖等进行了法律援助，还有朱春立、张双兵等不少志愿者帮助和支持；当年带头发起诉讼的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等300多律师及日本很多友好人士筹钱帮助中国人打官司”。
当初为了给这项被自己称之为“事业”的工作尽可能开展起来，童增选择去老龄委，“1991年时，我可以选择当律师、当记者、或者到中央政研室工作，待遇都很优厚。我是喜欢教书和做研究的，后来下海也是被迫的，希望为这项事业多筹集些资金”。
2013年8月14日，童增在援助二战争受害者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受访者供图
让童增高兴的是，通过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和各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在2016年公开谢罪，该公司承认中国劳工人权被侵害的历史事实，除了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外，三菱公司承诺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让日本后人铭记强制掳日中国劳工的历史；
“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一个里程碑事件。”童增说道。
就在忙于索赔工作的间隙，童增开始整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二战受害者来信，即被媒体称之为“童增书简”的信件。2014年，由美籍华人柴大定、曹赞文发起，中美两国民间团队历时一年半共同打造的非营利性中、英双语网站“10000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正式开通上线。
在该网站上，已经有约4000封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者及亲属书信以数字化形式呈现出来，揭露二战期间日军罪行。2018年1月，童增与辽宁教育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这也意味着《童增书简：来自日军侵华受害者的100封控诉信》(中英文对照)即将出版。
资料图：《童增书简》出版签约仪式现场。
“通过这些信件，我看到了当年侵华日军的烧杀抢掠种种暴行，遗憾的是，有些信件没能保存下来，而且有的是很重要的信件。”童增还记得，在一封又一封信的结尾，受害者及其遗属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要道歉、要赔偿，“这是他们的呼声”。
“最起码，日本政府要承认侵华罪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这个是最低要求。”童增说，“中日友好是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这也有助于世界和平。”
如今，当年的战争受害者中不断有人离世，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逐渐成为一场场“原告越来越少的官司”。尽管一些受害者明确表态，希望一代又一代人去追求公正，但童增认为，应该是由自己这一代人去解决问题，不要留给后代，“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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