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 张尼 阚枫)几天前，88岁的闫玉成老人第二次踏上了日本国土，上一次到日本是在73年前，他被从河北老家强掳到日本九州，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多暗无天日的劳工生活……

这一次到日本，闫玉成走进了日本参议院，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代表数万二战中国受害劳工发声，为他们讨个公道。

11月27日，包括日本国会议员在内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在日本参议院第一议员会馆举行集会。闫玉成向听众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真相。 记者 吕少威 摄

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罪恶史

75年前的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要支持战争，日本国内劳动力出现严重缺乏。

为了满足日本企业的要求，就在当年的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颁布了所谓的《关于将华人劳工移入日本内地》的决议，以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矛盾。

正因为这一文件，在中国战场，侵华日军疯狂掳掠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做奴工，他们在矿山、码头、建筑工地从事奴隶劳动，受到非人待遇。

闫玉成就是当年被掳至日本的幸存中国劳工之一。

闫玉成原籍为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马坨店乡大夫庄，1944年7月被掳时，他只有15岁，是当时的抗日救国会会员。

面对记者，闫玉成回忆起70多年前的遭遇，仍然忍不住落泪。

闫玉成(右)与同为被掳劳工的赵宗仁(左)、李良杰(中)见面。记者 张尼 摄

老人回忆，在被送往日本前，他先是被送去了塘沽，并被押送到一个收容所。

“收容所里我们吃的是又厚又大蒸不熟的苞米饼子，又没有开水，喝了生水就拉肚子，因为拉肚子死了很多人，我看见用马车横装死尸，上面盖了芦苇，拉了满满一车。”

在塘沽时，劳工们因为不堪忍受虐待，曾在一天深夜策划逃亡，但因为手无寸铁，逃亡计划最终失败。“挑头儿的被抓出来，当着我们的面被打得半死。”当年血腥的一幕至今都深深地烙印在闫玉成的脑海中。

而到达日本后，闫玉成和其他劳工的日子更是暗无天日。

“太饿了！我下船的时候偷偷在裤兜里藏了两个蒜头，想留着充饥。但后来我们的衣服被统一收走拿去消毒，等发回来的时候发现蒜已经被蒸烂，没法吃了……”

闫玉成说，当时他和其他中国劳工没日没夜地在矿井里挖煤，日本人一天只给大家吃两顿饭，而且伙食很差，从没吃饱过。跟他一起被掠去日本的那批劳工，去的时候有189人，回国的只有166人，23个同胞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死掉了。

闫玉成的经历也是众多被掳往日本劳工的缩影。

据日本外务省不完全统计，被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共169批，人数达38939人，死亡6830人，在中国境内强掳运输途中死亡、被折磨死亡、因暴动冲突死亡的人数是2823人，两者相加的死亡率高达23.12%。

资料图：从事民间对日索赔20余年的童增公开自己的“万封来信”，揭露侵华日军罪行。 记者 张龙云 摄

20多年的漫长索赔路

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幸存受害劳工在内的众多中国二战受害者发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浪潮。

1995年被看作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起始年份。

1995年开始，在中日有关人士的合作下，日本众多律师以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作为被告，为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提起了多起诉讼，其中起诉三菱材料的就有5个案子，即札幌、东京、福冈、宫崎、长崎等地方法院诉讼。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侵华战争受害者随后站了出来，诉讼案件涉及的领域有大屠杀、无区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这些受到战争伤害的中国老人，勇敢的站在日本法院，为自己也为死难同胞讨一个迟来的公道。

然而，现实让人遗憾，从1995年开始，近30起在日本起诉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却无一例外地未能获得公正裁决。

2007年，日本法院认定了三菱公司等日本企业的加害事实，但还是判决中国劳工败诉。

然而，这是一场原告越来越少的官司。

以三菱案为例，当年，被掳到日本三菱公司服苦役的中国劳工有3000多人，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幸存下来的劳工也仅有十余人在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北京来找我的二战受害劳工比较多。记得一次有9位劳工和家属找我，因为人多只好在院里席地而坐，午饭时他们就从帆布包里拿出自带的大饼充饥。当年我见到的受害劳工，如今绝大多数人已离开了人世，我感到很惭愧。他们没有听到日本政府的‘谢罪’声音，也没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回顾九十年代开展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时，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深有感触。

资料图：2016年6月1日，三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和解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图为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代表发言。 记者 金硕 摄

迟来的谢罪，三菱向二战中国受害劳工赔偿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已经走了20多年，20多年的历程，可谓举步维艰。

直到2016年，20多年的艰难历程终于有了转机。

2016年6月，在三菱劳工诉讼案中，日本三菱公司正式向二战中国受害劳工谢罪，这被视作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

在三菱材料和幸存劳工代表的《和解协议书》中，三菱材料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该公司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

三菱材料称，各位中国劳工远离祖国及家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蒙受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对此，该公司承认作为当时的使用者的历史责任，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的谢罪。并对身亡的各位中国劳工表示深切的哀悼。

三菱材料还表示，该公司承认上述历史事实及历史责任，并且从为今后日中两国友好发展作出贡献的角度，为最终整体解决本问题设立中国劳工及其遗属基金支付款项。为了不重犯过去的错误，该公司协助设立纪念碑，并承诺将这一事实世代相传。

根据协议，三菱材料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当时，中国外交部曾回应称，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希望日方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闫玉成向童增展示自己近年来收集的与索赔相关的照片、材料。 记者 张尼 摄

讨回公道的努力仍在继续

三菱的谢罪赔偿让幸存劳工等来了迟来70多年的道歉，然而，绝大部分日本加害企业仍未就此事件表示认罪态度，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日本政府更是一味持回避态度。

2017年11月27日，在罪恶的《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议》颁布75周年之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致函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并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制订强掳中国劳工的“政策”进行反思，为此“政策”给被掳往日本的中国受害者带来的灾难进行谢罪和赔偿。

同样在27日，包括日本国会议员在内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在日本参议院第一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呼吁在二战中强征中国劳工的相关企业和日本政府全面解决此问题。

当天到场的日本国会议员纷纷表示，加害企业以及日本政府都要以史为鉴，正视历史，反省曾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作出真诚的谢罪以及应有的赔偿，切实推动日中关系一步步走向正常轨道。

当天，闫玉成也来到现场，再次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他说，去年三菱综合材料公司高管向受害劳工代表道歉，签署和解协议，这是比较明智的，但再多的赔偿都弥补不了罪恶。企业的责任是次要的，主要责任在于日本政府。希望相关责任方正视历史，全面解决问题。

图为李良杰、闫玉成、童增 记者 张尼 摄

年近90的闫玉成为何还要千里迢迢前往日本？

“不是我们揪着事实不放，我是为了已经去世和还在世的劳工，我想帮他们讨回公道。”

闫玉成说，自己这些年好像一直和那些劳工同胞有“心灵感应”一样，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做这件事，让日本政府和更多当年加害中国劳工的企业认罪道歉。

做了20多年民间对日索赔的童增也表示，现在仍有很多人在坚持为他们的权益而继续努力，虽然离日本政府制订强掳劳工政策已经过去75年了，但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强掳劳工罪行的源头。

童增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将和日本国会议员进一步沟通，寻求他们的支持，通过日本国会的力量促进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问题。

“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做出了表率，我们希望未来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能够共同谢罪，两者出资金建立起基金，给受害中国劳工提供赔偿。”

在童增看来，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解决好劳工问题将为中日友好奠定基石。而任何企图掩盖与否认历史真相的行为，都必将遭到历史车轮无情的碾压。

据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不完全统计，现在，劳工幸存者只剩下了103位，而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变少。

“真希望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能看到那一天。”闫玉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