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80周年：男儿坟墓在此桥！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

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

自卫应战理气壮，挺剑而起是今朝！

卢沟桥！卢沟桥！为国争光在此桥！

——《卢沟桥歌》

这是作于“七七事变”之后的《卢沟桥歌》。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80年后，歌词中透出的悲壮仍令人动容。

资料图：2015年，重庆市北碚区档案馆公开一批抗日战争时期档案，首次披露“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部分史料。这是日军1937年事变发生后拍摄的第29军将士在宛平县城上监视日军图。图上可见城墙上弹痕累累，残破不全，显示宛平县城刚刚遭受过日军十分猛烈的炮击。周毅 摄

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后，相继入侵上海，攻占热河，进犯河北。1935年日本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阴谋失败后，遂企图以武力攻占北平、天津，夺取华北。到1936年，日军已形成从东西北三面对北平的包围态势。1937年6月，日本驻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第1团第3营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伺机挑起事端。日军对北平的进攻已箭在弦上。

1937年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到达卢沟桥以北龙王庙附近。当晚，日军冒雨在龙王庙、大瓦窑一带实施演习。

当日深夜，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在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卢沟桥东的宛平县城搜查。宛平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一面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一面抓紧部署战斗。

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

中国守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率部抵抗，同日军展开拼杀，最终寡不敌众。7月8日夜，中国军队反击，夺回了曾被日军占领的铁路桥、龙王庙等阵地，军心为之大振。

日军受挫后，日本政府一面以“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为幌子，一面却发出动员密令，加紧侵略部署。11日，日本内阁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平津地区的日军总兵力陡然增至10万人。15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拟制了进攻平、津的作战计划。

资料图：2015年，重庆市北碚区档案馆公开一批抗日战争时期档案，首次披露“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部分史料。北碚区档案局局长冯琰称，这些档案足以证明“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早有预谋、蓄意制造的。周毅 摄

中华民族奋起全面抗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这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还是这一天，毛泽东与朱德等又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红军战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表声明，指出“七七事变”“为日方有计划有作用之行动，至为显然”，“中国国策，对外在于维护和平，对内在于生产建设。举凡中日间一切悬案，均愿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方式，谋和平之解决”。

17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和战之最后关头》，历数“九一八”之后中国为东亚和平之大局、为改善中日关系所做的种种让步，并表明“最近所发生之卢沟桥事变，显为日方之故意寻衅，而我军则于日本进攻时，不得不誓死抗拒外，从未以一矢相加，此可证明中国力求避免战祸之初心，迄今无改”。

同日，蒋介石就“七七事变”发表谈话，表明国民政府立场——“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地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七七事变”如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阴谋策划的产物，它的发生绝非偶然。日本方面，虽然在战后有能够客观看待历史的学者，但仍有人回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

资料图：如今的北京卢沟桥。发 张浩 摄

80年过去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时至今日，日本仍有一些右翼学者歪曲历史，否定战争侵略行为，极力撇清战争罪责。因此，对“七七事变”的纪念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有评论指出，一些日本右翼学者仍坚持认为，日本是被迫卷入“卢沟桥事变”的，并污蔑中国共产党挑起事端，纠缠于所谓“第一枪”问题，妄图借此开脱罪责。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白纯日前撰文表示，日本右翼学者的翻案论调是日本实现政治野心的需要。日本政府放任右翼势力的翻案论调，篡改历史真相，将自己扮演成二战的“受害者”，为谋求政治大国的野心服务。

文章称，日本政界与右翼学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政府制定的政策也迎合右翼势力的需求。

事实上，对于类似的错误历史认识，中国国内的控诉和国际的批评之声亦不在少数。

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从上世纪90年代就收集了许多战争受害者或他们遗属的来信。这近万封来信用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和控诉了日军所犯下的战争暴行。其中的证人有平顶山惨案的原告方素荣、无区别轰炸受害者高雄飞、遭日军活体解剖中国人的后代王亦兵兄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慰安妇”万爱花、被掳劳工刘连仁等。

此后，一大批追求正义的志愿者，与童增一道踏上了对日民间索赔的漫漫长路。在铁证如山的人证物证面前，日本法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政府及加害企业的犯罪事实。

为了保存好这些受害者及遗属的来信，也为了将它们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传于后人，2014年，由美国华侨柴大定、曹赞文牵头，以对日民间索赔联合会团队为主对这些原始信件进行扫描并数字化，最终由美国华侨基金会出资设立“一万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网站。

而就在上月12日，联合国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戴维•凯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表报告，批评日本政府对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等问题施加影响，要求日本政府“勿介入历史事件的解释”。

2015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亚历克西•杜登曾组织国际知名史学家向安倍发出联名公开信，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明确道歉。

他曾坦言，“我们的责任在于促进日本的公开讨论，为今人和后人留下日本历史的真正记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直言，不忘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今天的纪念一方面是警示国人，怎么样能够屹立于世界，不让当年的历史重演。第二，也是提示我们，要把国家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