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在北京市一些社区走访发现，市民在生活垃圾分类意识方面存在较大不足。

　　分类垃圾桶流于形式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数十位北京市社区居民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表示会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超过八成的被采访者压根不会对生活垃圾进行任何处理，而是将所有生活垃圾放在一起直接丢掉。

在明确表示不会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市民中，有大约40%的人表示自己有分类意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时间紧或是所谓的“忘记了”等，不会对生活垃圾进行合理分类。

总体来说，市民对生活垃圾分类还处于观望阶段，意识不高，认知不深。

“我经常把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而且还比较细致，但是我们楼层只有一个垃圾桶，那种很大的，每层都有。”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的珠江绿洲家园小区，一位三岁孩子的母亲说，“但是我发现我把分类好的生活垃圾丢出去后，保洁阿姨还是把它们全部装进一个垃圾桶里，这就使得我们分类的行为没有意义。感觉我们把生活垃圾分类只是‘让自己良心好过一点’,并没有起到太多实际的用处。”

当问到小区是否会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时，这位母亲表示，从来没有听过此类活动，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还是会教育自己的女儿，培养生活垃圾分类的意识。相信再过10年、20年，生活垃圾分类应该会像现在的雾霾问题一样被重视起来”。

在采访中，一位社区保洁阿姨告诉记者：“楼上住的居民平常就是把塑料瓶和一些大纸箱放在每层的垃圾箱旁边，其他的生活垃圾全部丢在垃圾箱里，根本没有分类。我们也就是收集这些可以回收的拿去卖点钱。”

为此，记者又采访了珠江绿洲家园小区的物业人员。物业人员表示，小区内的生活垃圾回收包括清洁工作全部外包给了保洁公司，每天有人定时定点清扫、回收。小区内住户的物业费是按平方米收的，并没有单独收生活垃圾处理等相关费用。

当被问及社区是否会举办有关活动来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时，这名物业负责人显得有些不耐烦，“不会，这些事情不归小区管，你要问就去问居委会，他们负责这些事情。我们这边居民素质没这么高，甭说生活垃圾分类了，只求他们不要乱丢乱放就行了”。

针对街道两旁的分类垃圾桶使用问题，居住在珠江绿洲家园小区附近的罗女士告诉记者：“当时间不是那么紧凑的时候，我会在垃圾桶前停留，会比较认真地选择应该把手中的垃圾丢入哪个箱子；但是如果时间太匆忙的话，就只能随便丢进一个。有时候尴尬的是，不知道自己手里的垃圾属于什么类型，垃圾箱上面又没有任何提示标识，分个类都得想好长一段时间。”

罗女士还告诉记者，她曾经看到过街道保洁工作人员清扫路边垃圾箱时，把3个分好类的箱子里的垃圾通通倒入一个没有任何隔层的垃圾车。

“这就有些无奈了。”罗女士说，“就算我们辛苦分了也是白分，浪费时间。这些垃圾箱就像个摆设，流于形式，没有从根本上起到作用，无非是让我们在扔垃圾时多了几个选择，还不如直接放一个垃圾箱算了。”

　　垃圾中转站分类难细致

听完罗女士的话，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的一个垃圾中转站，由于实行划片负责的方案，这里每天运送垃圾中转的小车络绎不绝。

记者在现场随机询问一位垃圾小车车主李师傅，是否真的存在罗女士描述的现象，李师傅毫不犹豫地回答，“你想我们每天要打扫多少个垃圾桶，没有办法。况且只有一小部分人会把自己手中的垃圾分类并且准确放入所属垃圾箱，但是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也只能把三个箱子(分别是‘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记者注)里的垃圾倒在一起，让垃圾中转站的人分类处理，他们处理得比我们好”。

记者随后找到垃圾中转站的负责人，询问了生活垃圾分类有关问题后，这位负责人向记者道出难言之隐：“现在生活垃圾分类是不可能那么细致的。我们这里只是把一些能够回收、卖钱的东西收集起来，或者是一些塑料餐盒之类的，其余的都装车送到火力发电厂，什么厨余垃圾、塑料袋、电池之类的全部拉到发电厂烧掉发电。之前听说还会埋掉一些，但现在下了规定不让埋了，都是全部烧掉。”

记者又进一步询问，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分类处理生活垃圾时是否觉得很辛苦，或者存在不适。

中转站的负责人表示，“在这里工作的人每天工作时间都比较长，但是他们都有三险一金，有医疗保险。工作环境确实挺脏，但垃圾能有不脏的吗？如果市民能够自行把垃圾处理好，例如不要把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夹杂在一起，把厕所垃圾分开存放，我们这里的工作量也会小很多”。

　　如果强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会不会有效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名即将要去德国留学的德语系学生告诉记者，“上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过德国在垃圾分类方面的一些情况。据说德国政府会给每个家庭发放免费的垃圾箱，4个不同颜色分别代表4种不同的垃圾分类，每天垃圾车定时上门收垃圾。而且，听说每个月都有人上门检查，如果查出没有正确分类，就会处以很重的罚款。我觉得德国这种强制垃圾分类有很大好处，不仅让市民把垃圾分好类，更重要的是省了一大部分人力资源进行垃圾分类。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方法，先试点实施一下，反馈效果之后再决定是否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