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3月23日电(记者 阚枫)近期，石家庄、长沙、廊坊等多地出台规定，明确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可以容错免责的情形。作为一项鼓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政策，去年以来，多省份开始探索干部队伍中的“容错机制”。那么，官员在工作中的哪些差错可“免责”？“网开一面”该由谁说了算？
资料图：2017年2月4日，浙江某地召开干部大会，来自当地县、镇、村三级干部近5000人共聚一堂。李士明 摄
多地为“干事者”列免责清单
近期，河北廊坊市出台《鼓励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容错纠错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了14种党员干部在在工作中可以“容错”的具体情形。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廊坊，今年2月，河北石家庄、湖南长沙也推出类似举措。同样在2月，内蒙古自治区还向全区印发了《关于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意见》。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干事者鼓劲，为担当者撑腰”。如何提供制度保障，营造“敢闯敢试”的改革氛围受到舆论关切。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包括陕西、重庆、四川、浙江、安徽、山东、上海、广东等，多个省份开始探索公务员队伍中的“容错机制”，列出免责清单，鼓励干部干事创业。这些举措有些是由省级层面出台规定，有些则是由地市级层面发文试行。
这些规定中，多数强调“容错”的前提是干部在干事创业、改革创新中“出于公心”“尽职尽责”，且结果“客观上难以预见”。
例如，内蒙古和四川的规定都强调，可予容错免责的行为，是干部在主观上出于公心、担当尽责，客观上由于不可抗力、难以预见等因素，未达到预期效果、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的行为或失误。
资料图：2014年12月4日，某城市公务员代表在中国首个“宪法主题公园”集体向宪法宣誓。 发 张勇 摄
哪些差错可以开“绿灯”？
在各地的“容错”机制中，对于免责情形和范围都给予明确列举。
具体而言，各地规定的“容错”情形大都强调了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符合上级政策精神、经过集体民主决策程序等。
例如，上述河北廊坊明确的可“容错”的范围必须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因政策界限不明确或不可预知的因素，按程序经集体研究、民主决策，在创造性开展工作中出现失误或造成影响和损失”，等等。
深圳和石家庄的规定都明确了“三个区分”，指出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为了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一些地方明确了对诬告诽谤的处理。例如，长沙规定了对诽谤诬告行为的认定标准和依法依规的处理方式，要为受到诽谤诬告的干部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减轻心理包袱。
资料图：河北廊坊市安次区纪委创作沙画短片《“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截图。宋敏涛 摄
“网开一面”谁说了算？
领导干部“出错”后，谁来认定该不该免责，毋庸置疑，这一环节在容错机制中格外重要。记者梳理发现，各地规定均明确了免责申请的主要流程，免责与否的认定机构多是由问责部门来承担。
例如，内蒙古规定，干部在受到问责时，认为符合容错情形的，可向问责实施机关提出书面申请。问责实施机关应当认真组织开展调查核实，一般在30日内作出结论性认定意见。
济南和杭州规定的免责认定流程基本一致，即在启动问责程序后7个工作日内，由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人事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纪检监察机关会同组织人事部门受理申请后，将及时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认定意见。认定结果将在3个工作日内向申请单位反馈。
根据深圳当地媒体去年6月的报道，深圳市正建立由市纪委牵头，组织、监察、审计等部门参与的容错认定协调机制，对需要容错的事项进行协调认定。
不过，并非所有领域都可以“免责”，例如，杭州的规定中明确注明“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除外”。此外，容错机制也不能成为免责“马甲”，多数地区强调，严禁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号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坚决惩治借改革创新之名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等行为。
专家：“容错”认定应让公众发言
“当前，在高压反腐的大背景下，一些官员开始对工作畏首畏尾、消极懈怠，甚至出现为官不为的现象，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需要鼓励各级干部敢想敢干、敢闯敢试，这是当前容错激励机制出现的两大因素。”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记者分析。
在汪玉凯看来，当前，中国的改革需要在干部队伍中发现、提拔更多的改革者、干事者，但是，如果缺乏容忍改革试错的保障制度，自然会挫伤干部队伍的积极性。
“干部争做‘太平官’，为了不干错，干脆不干事，因为‘怕出事’而懒政怠政，这些最终将导致改革措施的难落地。”汪玉凯说。
对于容错机制的具体操作，汪玉凯强调应引入多元评价机制，尤其是让公众参与免责认定。
“政府干的事情好不好、对不对、能否免责，不仅应有纪检等问责部门的认定，还应该引入社会评价，让公众参与容错免责的认定程序，这样才能保证认定的科学性，保证容错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汪玉凯说。
